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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法官培训的思考

孙德国

法官教育培训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３３条规定：“改革现职法官培训制度。大力加强对法官的职业培训，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逐步实现以知识型培训为主向能力型培训为主的转变，从普及性培训为主向专业化培训为主的转变，从临时性培训为主向规范化培训为主的转变”这为我们今后如何规范法官培训提供了理论导向。
尹忠显院长曾经指出“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而能否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人，在于法官素质，而要提高法官素质，保证公正司法，既要靠教育培训，更要靠制度约束。”（1）可见，教育培训对于公正司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官教育培训实际上掌握着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命脉”（2）要想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与效率，就必须加大对法官的职业理论修养、职业道德以及专门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一、 法官培训的价值分析
法的实施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是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关键。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想将书本上的法律有效转变为行为中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活动，取决于能够良好、认真地履行使命的法律职业群体。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稳定性来自于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所以，法律职业者的职业素养对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法律体系将更趋于科学完善，与此相应，作为担负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在法治进程所起的功能和作用也将尤为明显。其间，享有“法律宣示者”、“正义的化身”之誉的法官，无疑将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博学、公正、清醒、正直、诚挚”将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从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培根到马克思，对法官的要求都未脱离这十个字。法官的“博学”，一方面靠敬业进取、精益求精、修身奉法的基本素质激励自己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另一方面，需要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成熟、完善的教育培训机制，进一步规范法院的教育培训方式，这一切则离不开专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法官培训对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着最为直接的作用。因为，一个没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的法官很难对法律的适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一个不具有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技能的法官很难高效率地处理案件；一个没有养成良好的定向思维的法官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裁决。因此，只有经历专门的教育培训过程，才能使那些将要成为法官的人学到在普通法律教育中学不到的、而在司法审判工作中所必须的东西，从一个普通的“法律人”达到专业化法官的水平和程度，成为专业化的法官。同时，也才能使那些已经成为法官的人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进而保障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实现公正与效率。
然而就目前我国法官的状况，特别是从基层法官现状看，很多法官未经现代法学院的正规训练，社会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履行国家审判权，是否能够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心存疑虑。而正由于素质不高，致使一些案件不能及时审结。草率办案、违法违纪办案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问题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综合化的特点，要求法官不仅应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必须掌握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法官的知识结构普遍过于单一，不利于树立法官权威和审判的独立性，也不利于缩短审理周期和节约诉讼成本。从现实看，目前教育的对象主要限于在地（市）级法院以上任职的法官，大部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接受教育培训的法定权利却得不到真正落实，这与他们所承担繁重工作应加快知识更新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而现行教育模式相对滞后，表现在功利性太强，如大专学历教育重考试及格拿文凭，没有突出能力培训；教育方式缺乏活力，古板的学院式课堂教学占主要比例，教材由全国统一编定，没有结合基层实际，不突出岗前、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不重视传授方法论和相关专业知识，“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教育通病。
二、域外实践：国外对法官培训的状况
英美国家十分重视法官的培训，且有培训机构、经费、方法等方面的保障。譬如，在美国，联邦和州都有对法官进行培训的机构。美国联邦司法中心的各种教育项目中最重要的就是为新法官确定方向而制定的培训计划。其对法官教育的目标有两个：向每位法官灌输审判职业的理念以及使法官掌握审判工作的技巧，适应法律和社会日趋复杂的趋势。法官的审判职业理念包括：（1）胜任审判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教育经验和深入学习基础之上的。它既是指对适用的和必须说明的法律条款的理解能力，也是指判断某一具体案件中关键问题并探求解决问题的适用法律原则的能力，还包括法官应当具有的令人信服地阐明判决依据的表达能力，对社会、所审案件重要性、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深刻理解，以及不断深入研究和学习的愿望；（2）职业道德。法官必须为人正直并且显示出他们的公正性。因为任何腐败行为都会腐蚀司法制度，在其公正性上留下阴影；（3）修养。是指法官在对待诉讼当事人、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时必须具有的公正、谦恭、尊重对方，不带有任何偏见和傲慢的态度。法官作为司法制度的代表，任何不尊重行为都将有损整个司法制度的威望；（4）裁决能力。即运用理论解决实际案例，寻求恰当判决的聪明才智：（5）在审理案件和对待律师、当事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法律规定。
为了强化法官的教育，许多州的立法机关增加了法官外出参加培训的拨款。一些州的法院都制定有强制性的法官参加专门教育讨论会的章程。在培训方法上，过去一般局限于座谈会、短训班和研习班等形式，现在，由于众多的通讯手段使咨讯得以快捷传递，由此激发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模式，例如运用录音磁带、电话讨论、光碟、网络等先进的手段进行教学。
加拿大法官教育是在美国60年代兴起的法官教育的基础上，并在其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加拿大国会为负责法官教育的联邦法官教育中心提供经费，培训法官及其他职员。在加拿大，确定法官教育的全部必修课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对法院进行需求分析，二是对法官的职能和作用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进修科目。法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主持诉讼程序。法官必须按程序审理案件，有条不紊，庄严肃穆；法官的第二个职能就是依法裁定有关证据的动议，并且就本案适用法律指导陪审团。法官的基本职责就是听，审案结束时作出裁判。法官培训即围绕法官的职能进行。
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国立法官学校是司法部直属的数所司法职业学校之一，其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培训在职法官。在法国，每个已成为法官的人，在任职的前8年内，每年必须有15天时间在法官学校受训；8年后，可以自由选择受训。培训的教师配备很有特色，一部分教师为校长任命的教授、讲师，另一部分来自法官，此外还聘请一些工商界人士、国家官员兼任教师。但其主体由法官组成，他们来自法院，对法官业务熟悉，在此任教3、4年后再回到法院担任法官。这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德国，针对所有法官的继续教育，其目的是为了让法官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立法方面的新发展，并旁听与法官工作有关领域（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的讲课。至于继续教育的方式，法官可以自由选择。法官可以通过阅读上级法院的判决和专业法律期刊来自觉完成。每个法院都有一个法学图书馆，以及一些常见的法学杂志。法官是否阅读无人检查。此外，法官也可以通过参加德国法官学院培训中心以及各州政府特别为法官举办的继续教育活动。继续教育中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授课与讨论，也进行分组讨论。尽管法官在继续教育上拥有的很大自由，但法官们还是要接受继续教育，密切关注法院的判决，阅读法学教授的论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法官的道德问题，是法官的自知之明，同时也是法官的义务，尽管由于法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这种义务不能被要求强制执行。第二，法官的判决可能被提起上诉，受到更高一级法院的法律审查，如果判决有误，该判决就会被上诉法院撤销，上诉法院在判决理由中会指出所犯的错误。每个人都不愿被指出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在错误可能很容易避免时，更是如此。因此，每个法官都会尽力使判决不犯错误，并能经受得住上诉法院的审查，这就要求法官必须与法学研究的现实状况保持一致。第三，为晋升之需要，法官一般都注重进修学习。法院院长定期对法官的工作业绩做出鉴定，这对法官的晋升起着重要作用。
三、当前我国法官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英美国家的法官培训相比，结合目前我国法官培训的现有情况来看，存在着许许多多方面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一）、缺乏优良的师资队伍。
目前培训法官的师资奇缺。过去我们培训师资主要来源于法律院校的教授、学者，他们虽有较为精深的理论水平，让听课者感觉深奥，但同时又让法官们感叹课不精彩。因为教授们所说的高论有时实在与法官们每日经手的案件相距甚远，那些深奥的东西对审判中的难题就像是远水不解近渴，而目前法官培训学院的专职高技能教师却为数很少，与当前的法官培训状况不相适应。
（二）、培训机制不科学。
目前按规定，三级以下法官由中级法院负责培训，三级以上法官由省法院负责培训，一些院长们由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培训。就三级以下法官来说，面广量大，处于审判第一线，仅靠中级法院培训，培训质量不可能得到保证。而中级法院培训机构普遍没有专职教员，全靠临时兼职教员授课。这些兼职教员本身审判任务压力很大，没有教学经验，又没有专门时间去备课、调研，没有名师当然出不了高徒。而参加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的院长们，普遍不亲自办案，审判业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处于审判一线迫切需要扩展、充实审判知识、经验的法官轮不上高级别专业培训，而参加高级别专业培训的领导又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这种培了不用，用了不培现状明显不合理。
（三）、考核机制不到位，没有检测培训效果的有效措施。
以前办培训班，没有考试，学好学差一个样；甚至有的培训名为培训实际上是旅游消遣的代名。后来增加了考试，增加了向培训手册登记，给参培学员增加了压力。但学好了怎么样，不参培又怎么样，对晋职晋级毫无影响。因此，培训仍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软任务”。
（四）、培训内容比较单一。
法官职业化要求对法官培训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条文的理解，而且要加大对法官审判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训，培养法官的理性思维，增强法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法官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增进对现代司法价值和理念的认识，提升对职业内涵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职业精神的理解。而目前我国的法官培训主要表现在法律基本知识和法律条文的培训，而在审判技能和职业精神等方面的培训却比较薄弱。
（五）、培训方法单调，教学模式落后。
法官培训作为一种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成人培训，他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在培训对象、目标和内容等方面都必须采取符合法官培训规律的教学模式，如有的国家的法官培训，除了理论和业务培训以外，还为学员提供国内外考察、研究时间并设有体育课，以扩大学员视野，增强学员体质，也有的主要是针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疑难问题进行研讨，而且目前我国基本上是比较单一的教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
四、规范法官培训的几点建议
就整体而言，培训法官是一项复杂、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我国在法官培训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改革、完善规范当前的法官培训工作，笔者认为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扩大培训教师的来源。
在英美国家，法官培训采用以法官教法官为主的方式，这也是他们多年以来培训经验的总结。美国的一些州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定，凡在大学开设讲座或课程的法官，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冲抵应当接受的继续教育。我国古代历史上也存在过“以吏为师”模式的培训教育。郑国邓析“招门徒，传授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秦统一六国后，朝廷采纳李斯“以吏为师”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技能与职业的简单传承，这是我国早期的法官培训模式。
我们反对放弃我国的传统经验，照搬外国的法官培训模式，但也可以规定，凡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成果或在法官培训开设一定讲座和课程的法官，可以视为接受了培训或冲抵办案数。培训教师的来源可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教授、深厚法学造诣的法官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由教授讲述法学理论，外国法律制度及相关理论，由深厚法学造诣的法官讲授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技巧。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讲授审判相关领域的知识，保证在各方面满足法官审理案件的需要。
（二）建立新的培训机制，提高法官职业培训层级。
笔者认为，全国各级法院不必层层设置专门法官培训机构，中级法院以下可取消法官专门培训机构，集中精力人力办好国家法官学院和各高级法院法官学院分校。各高级法院法官学院分校应有专门培训教室、设备，有硕士研究生以上专职教师。中级法院以下主要抓好干警在职自学和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不再担任法官集中培训任务。法官职业培训主要由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承担。培训任务可区分为中级法院以下法官主要由法官学院分校负责培训，高级法院法官及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主要由国家法官学院培训。中、基层法院每年可以有条件选拔一些德才兼备、有培养前途的法官到国家法官学院进修两到三个月。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培训师资力量雄厚，管理规范，教学有经验，有利于提高培训质量；也可利于在基层培养高精尖法律人才，推动基层法院审判质量、效率上台阶，同时为上级法院在基层选拔人才或配备基层法院领导班子作好储备。
（三）、强化法官培训考核奖惩机制。
要把法官培训作为一项硬任务，列入岗位目标进行考核。凡是年度参培时间不落实或参培考试不及格的，当年应该取消参加评选资格，当年或次年轮到法官晋级的，应取消晋级资格，彻底打破参不参培一个样、学好学差一个样局面，逼着广大法官成为学习型、专家型法官。
（四）、培训内容应以审判技能为主，兼传授多种社会知识
知识应包括法律知识和非法律知识。法律知识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础，只有掌握法律知识，才能进一步获得法律解释推理等技能，非法律知识是指以与法律案件有关部门的人文学科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知识。博登海默曾经把法官比喻成为“社会医生”，而“社会医生”要精通“医术”----法律知识，此外还要有广博的知识修养。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单单靠法律知识，还需要有解决相关问题的学科知识。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说“如果我们的法官不仅仅在先例方面博学而且还极为精通历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那么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社会进化的实现也会伴随更少的摩擦，这种情况难道不可能吗？”（3）
（五）、培训内容上应注重思想道德素养教育
明析价值知识对法律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纳入法官培训知识的视野。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知识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繁荣与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对于学习法律者，倘不在顾及他们的道德修养，那无异替国家造就一班猛虎”（4），徐显明教授也曾经说“法官检察官律师可以称作法律的守护者，特别是法官有法律守护神之称，要培养出“神”来，道德修养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法官培训应培训的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关键在于法官的人格修养。
（六）、改进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
　　如前所述，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大多沿用了业余大学及高等院校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理应得有突破性的改革。我们不妨根据成人培训，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启发参加培训的法官积极思考。其实，参加培训的法官也非常迫切想在课堂上向教授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具体在教学方法上可采取如下方法：以逐步实现满堂灌式填鸭教学向互动式教学、经院式教学向实践式教学转变。
学术讲座式。就某一个问题，特别是审判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历史渊源到发展趋势，从理论到实践，作深入阐述、讲解，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照本宣科，真正使学员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有新的提升
提问互动式。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教师与学生相互提问、辩论推进教学过程，在研讨中互相启发、加深理解、教学相长，使法官更快、更好地掌握所教学的内容，深刻理解法律原理。同时，通过学员反馈意见的方式，使教师掌握学员的知识需求，从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个案分析式。围绕典型案例，追溯某一法学理论产生的根源、价值和走向，从分析实际个案中发掘及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和适用体会，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加深对法律的理解，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理论研讨式。要将灌输式培训与理论研讨结合起来，发动学员就某一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论文，并通过召开理论研讨会、进行演讲答辩、组织评奖等形式，促使学员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锻炼法律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庭审观摩式。通过庭审观摩、庭审示范、交流切磋，丰富学员审判经验，提高驾驭庭审能力，使法学理论与审判技能在融合中提高。
实践锻炼法。一方面，对培训学员采取集中培训与定期回所在法院办案相结合的办法，促进知识转化、学以致用。另一方面，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发达地区法院与欠发达地区法院之间相互挂职锻炼的办法，实现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辛普森的“血手”与河北省高院“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

裴玉良


“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辛普森谋杀案的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如是说。
大家都对被告是否有罪存疑，但法院却说有罪，并作了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案件判决后人们的疑问。
1994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把许多人的眼球从奥运赛场吸引到了美国的法庭上。1994年6月12日，黑人橄榄球前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被利刃割喉致死，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两被害人及辛普森的血迹，也发现了辛普森的头发和一只血手套，在辛普森住宅中发现了一只与案发现场属于同一副的血手套和一双血袜子，在其汽车上也发现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警方遂将辛普森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面对“血证如山”的控方指控，腰缠万贯的辛普森重金聘请的“梦幻律师队”，利用控方证据的漏洞，将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说服了陪审团的全体成员，使陪审团成员们相信，“辛普森并不一定是罪犯，案犯极有可能另有其人或辛普森被栽赃陷害”，最终裁定辛普森无罪开释。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同时认为，既然法院认定辛普森无罪，在法律上他就是无罪的，人们应该对司法判决保持尊重。表现了美国民众成熟的法制观念和对独立司法的尊重。“上级法院”也没有受到“民愤”的影响予以改判，美最高法院也没有象中国最高法院对“刘涌涉黑案”提审改判死刑那样主动干预下级法院的司法活动，也体现了中美两国国司法制度的差异。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夏天，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也发生了一起与美国“辛普森谋杀案”近似的人命大案，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最终确定陈国清、何国强为“7，30”案件犯罪嫌疑人，“8，16”案件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所为。经过承德中院四次一审判决，整整经历了将近十年，由同一中级法院、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被告先后四次判处死刑，直到2004年3月26日，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三名被告死缓和一名被告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当然是两案结局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但本文不比较这种差异。两案从技术角度讲，都涉及到证据的运用，尤其是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问题。辛普森谋杀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谋杀罪的关键证据是“血手套”、“血袜子”和“血液检验报告”等间接证据，没有一个直接证据，正是由于这些间接证据本身存在的疑问使得陪审团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决。承德“7，30”和“8，16”案件中，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个是杀人凶器---刀子，一个是提取的烟头上唾液的化验报告，也都是间接证据。这是两个案件中最为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辛普森案件中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没有被告口供，也就是没有直接证据，而承德“7，30”和“8，16”案件中被告人是有口供的，至于口供是如何获取的，有无违反法律的地方，有无使用刑讯逼供，法院的各种判决均予以回避，但从被告人反复“翻供”以及身上的伤痕看，不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由于我国对刑讯逼供严厉禁止，因此获得的证据是违法的，因此连法院的判决也对口供的运用持慎重的态度，而将对被告们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运用上。既然两个案件都主要是间接证据的运用，那不妨从专业角度比较一下两个案件中对间接证据是如何认定的，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先简单分析辛普森案件，美国法庭上对间接证据是如何判断的。在杀人现场发现的一只血手套与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一只血手套是同一副。而且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液，可是两只手套没有任何破裂和刀痕，里面也没有被告人的血迹，说明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凶杀案可能没有关系。警方证人证明在被告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在提取时血液还是湿的，而这时距案发已有7个小时，血迹应该已经干透，不应该是湿的，这不排除有人栽赃陷害的可能。另外，即使是被告人作案，在将凶器和血衣隐藏后，再专门跑到房子后面单独藏匿血手套也不符合常理，最后，在法庭审讯时被告当场试戴手套的试验也给人不相符合的感觉。所有这些疑问，使得陪审团得出结论，手套不一定是辛普森作案时使用的。
控方指控辛普森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报告。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和毛发，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同一副手套都有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在辛普森的卧室中发现了有被害人血迹的袜子。经血液化验和DNA检验的证据是不会错误的，控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但由于警方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失误，使得陪审团产生了辛普森有被陷害可能的认识，没有达到“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的间接证据运用规则，从证据角度讲不能认定辛普森就是罪犯，这也是无罪判决的重要原因。比如警方第一次对辛普森审讯时，在辛普森放弃沉默权的情况下，警方居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被告口供；再比如出警的警察在案发现场停留后，又直接进入几公里远的辛普森家中，因此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的血迹很有可能是警察无意带入的，使得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血迹的证据效力大打折扣。警方发生的更为致命错误，是警员将从辛普森身上抽出的血液样品加入浓度很高的防腐剂（EDTA）后，又直接到案发现场停留了很长时间才交给血液检验人员，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液恰恰含有同样的防腐剂(EDTA)，并且法庭上提交的辛普森血液的数量少于当初警员抽取的血液数量，这使陪审团怀疑证据已经受到了“污染”。
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辛普森之所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和警方取证过程中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违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的最终结局。
从承德市“7，30”和“8，16”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证据本身的矛盾看，之所以案件久拖不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警方的调查取证失误有密切的关系，更和法院对这些有重大疑问的证据在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情况下就予以采信有关。
首先对杀人凶器----刀子进行分析，案件分别发生在7月30日和8月6日，但围绕刀子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第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鉴定报告，而这时距案发仅仅只隔一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那么刀子是从哪里获得的？是不是案发现场发现的？应该在审判时由公安机关予以作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鉴定结论认定刀子上有被害人的血液就没有意义。公安机关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提取一把自制单刃刀子，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机关送检的单刃刀子所作的第二份鉴定结论，只是证明了上面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血迹血清同为“阴性”。至于鉴定的刀子是否与从陈国清家中提取的刀子一致？是否与第一次鉴定的刀子想混淆？第一次鉴定的刀子与第二次鉴定的刀子结论一致，但两次鉴定的对象是不是同一把刀子呢？公安机关的当庭作证和两级法院的数个判决均未涉及，这是产生疑问的重要原因。况且，仅凭公安部技术鉴定认定送检刀子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刘福军血清均未“阴性”，就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意味着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只有50%，因为人的血清不是阴性就是阳性。
其次，作为指控被告人到过现场进入过被害人出租车内的物证-------烟头，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现场录像看没有记载有关内容，也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公安机关只是在审判过程中说明是在案发现场的出租车内提取的。被告人一方辩解说烟头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被提取的，而公安机关却无有力证据证明烟头是在现场提取的，说明公安机关的取证是有缺陷的，这种重大失误会导致诉讼的严重障碍，使得法院在判决中也难以进行充分的说理。同时，对烟头所作的鉴定是在1994年8月23日，证明烟头上唾液为“A"型，与被告人之一的杨士亮血型、唾液一致，但这时被告人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又是从何而来？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重大缺陷外，本案还有其他很多疑问，包括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为何没有采用，预审时有无刑讯逼供等。但关于凶器和烟头唾液鉴定的疑问无疑是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无论被告们是否还要继续申诉，无论最终结局如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勘查现场、审讯嫌犯、进行鉴定时，都应考虑审判程序中证据的适用、辩方的质证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问题，切不可以为破案了就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