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但司法实践中有待具体和完善。

　　一、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案件简易程序适用

　　1.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人民法院应当选择案件审理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新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其中第（三）项“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本条赋予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审理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立案受理后，对于符合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对于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民法院应确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这排除在原告立案时选择普通程序。这实现了受理的案件在适用程序选择上，做到繁简分流；在保证案件公正审理的情况下，实现简单案件的快速审结，方便当事人权利实现；从而节约司法成本，应对现有情形下，每年案件数量的不断递增，

　　2．当事人双方约定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时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但第二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派出法庭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这赋予当事人，就不符合“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也可以选择适用简易程序，针对这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作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件。这才能体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保障当事人有权处分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但这中情况下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当事人双方为快速解决不符合“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双方故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应如何审理该类案件，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

　　民诉法中仅对立案阶段，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给予了规定，没有规定在案件审理阶段可以再次变更程序适用简易程序，故人民法院审理阶段发现案件符合第一百七十五条的情形，不得变更为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因此在立案阶段必须审查是否符合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防止简单案件审理周期较长。

　　二、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理解法律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从而有效的避免损害公平的前提下，追求案件的高效审结。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简易程序应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应把握实质要件。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实质要要件：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若不能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则必须变更为普通程序，包括对于人民法院在在审理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包括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法院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和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对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把握应由审判人员自由裁量，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具体情况：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发回重审的、共同诉讼中人员较多的、以及法律规定其它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可以从来列举的情形看出这均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的实质条件。

　　第二、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中，应在在案件送达阶段至开庭审理前转为普通程序较为科学、合理。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对转为普通程序的阶段进行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在案件送达阶段至开庭审理前较为合适。理由：案件受理后，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被告是否下落不明，若被告下落不明，被告可能无法出庭应诉，这种情况下，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以应转为普通程序。在被告及时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后，当事人提交证据后，通过证据审查后，发现不符合简易程序适用的实质条件。开庭审理前，一旦开庭后，独任审判员开始审理案件，不能在变更为合议庭审判，后参加审理的合议庭成员无法全程审理案件，不能全面审理案件的事实。

　　第三、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裁定的内容和格式应当规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以裁定的方式作出。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裁定书的内、格式存在不一，包括对于裁定书的审判人员的署名存在问题较多，有的写新合议庭的成员、有的写原独任审判员;作出的裁定是否可以上诉。

　　裁定的格式应该比照现有的裁定格式，应写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案由、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的事实和理由、适用法律、裁定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作出的裁定是解决程序适用问题，即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裁定生效前简易程序，当然裁定的署名应为独任审判员一人，而不是合议庭组成人员。

　　第四、作出的裁定，不能上诉、不能复议。转为普通程序的裁定仅经解决的是适用程序的问题，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故不应规定该裁定可以上诉、复议，即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即不同于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三种裁定对诉权产生影响，进而对实体权利产生了影响，当让这三种裁定可以上诉。

　　第五，作出的裁定应送达当事人，告知有关权利和义务。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独任审判员，转为合议庭，审判人员的变更，应当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申请回避的权利。对于程序变更，告知当事人是否重新约定举证期限。若举证期限的延长，影响到开庭时间的变更，应重新送达开庭传票。

　　（作者单位：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
恢复性司法在国外的实践已经有大约30年的时间，但直到本世纪初的2002年，才译介入我国。不过，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进程非常快，从2004年开始，实践中就有了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探索。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中，为了贯彻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恢复性司法”的操作规范，正在将实践制度化。

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主要在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害，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害，另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被害人道歉。这一“恢复性”司法模式其实就是“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也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这种刑事和解模式，在实践中早已有之，很难说就是“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一种中国化实践。

刑事和解模式的产生缘于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传统刑事司法强调犯罪是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侵犯，惩罚犯罪的权力应由国家垄断，而因犯罪蒙受巨大损害的被害人在传统刑事司法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一般没有收入，赔偿能力十分有限，由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更小。很多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上访寻求救济。这无疑给法院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于是，人民法院开始在审判中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并将积极赔偿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鼓励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以解决被害人的救济问题。由此可见，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传统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利益问题一种被动的回应，而非受某种理论影响的主动创造，它仍是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的改革。

恢复性司法是在批判传统刑事司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模式。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归结为个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要求个人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同时，由于犯罪对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国家应当垄断刑罚的制裁权力，而不能交由个人行使。正是在这些认识的支配下，才有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刑事司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但这种刑事司法模式忽略了不同被告人之间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更忽略了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到了十九世纪，由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使人们能够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他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把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看作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曾经视为罪恶乃至罪孽的犯罪行为。

既然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要求他们无条件的为犯罪承担一切后果自然并不公平。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犯罪的认识更加全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罪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受害者，需要全社会帮助而不仅仅作为惩罚和报复的对象。正是在人们认识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才应运而生。这种模式认为社会对于罪犯的犯罪行为也负有责任，刑罚不能仅着眼于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更应当着眼于发掘罪犯犯罪的原因，恢复因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矫正、改造和帮助，使罪犯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也使社会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能够得到平复。

因此，恢复性司法是“一个特定的侵害的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处理和解决该侵害现时所致后果及其未来影响的过程。”对于被告人而言，恢复性司法要调查并分析他犯罪的多方面因素，从源头上消弭各种引发犯罪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罪犯认识到犯罪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帮助他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而言，恢复性司法不仅赔偿他们现实的物质损失，还要修复他们因犯罪而带来的内心恐惧、气愤、仇恨等情绪，恢复正常的生活，尽可能与罪犯达成谅解；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最终接受罪犯回归社会。

基于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上述理解，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模式在恢复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体现为：首先，刑事和解模式认为犯罪主要是侵犯了被害人的私权，这种私权应当优先于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处于刑事司法的核心位置。但犯罪不可能仅仅涉及，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问题，将犯罪主要视为被害人和被告人关系遭到破坏的观点模糊了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区别，动摇了刑事司法存在的根基。其次，刑事和解模式未必能够起到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作用。审判程序中的道歉和赔偿有可能成为未成年人为了逃避惩罚而不得已的选项，如此，教育和挽救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再次，刑事和解模式中未成年被告人可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刑事和解模式中，和解与否是和量刑轻重联系在一起的，被告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辩护人就可能担心不同意和解方案，或者道歉不够深刻而影响量刑，从而在庭审中不敢充分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刑事和解模式仅仅着眼于恢复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破坏的关系，完全不涉及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关系的恢复。

本文并不否认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中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和解模式自身的价值，也不否认它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传统刑事司法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并没有担负起恢复性司法所要实现的功能。我们如果要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和目标，就不能仅仅是促成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就了事。

首先，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应当更新刑事司法的目的。在恢复性司法中，要立足于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也是传统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但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预防的方式应当不同。一方面是特殊预防，即要通过恢复性司法模式防止未成年被告人再次犯罪。预防的方式不仅是让未成年被告人切身感受到因为犯罪而丧失自由的痛苦和不便，而且要针对未成年人生活背景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诸多原因，继而针对这些因素尽可能为未成年被告人今后的学习生活创造好的条件，防止他日后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是一般预防。通过案件的审判，使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因素能够得到重视，使那些和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未成年人能够得到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和关心，减少他们犯罪的可能。

其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同样要重视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犯罪，对于被告人来说固然是一个悲剧，对于被害人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未成年刑事司法更多的关注在刑事审判中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刑事和解中强调了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但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如何消除他们因遭受犯罪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和心理障碍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法官应当做更为细致的工作，组织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真诚地进行沟通和协商，既要向未成年被害人介绍被告人犯罪的种种背景因素，又要向未成年被告人介绍被害人遭受的各种损害，必要时应当请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

最后，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更为关键的是要力求使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能够促使相关的人加入理解、帮助未成年被告人的行列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没有判处监禁刑罚的，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帮助和矫正力度，采取各方面措施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使其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心情愉快地成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