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白俄罗斯检察官不但拥有广泛的职权，而且享受着优厚的物质条件、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中国的检察制度是以当年苏联检察制度为模式建立的，目前又正处在改革与完善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刑诉法修改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检察执行方式的转变，因而研究与之息息相关的白俄罗斯检察制度及其在独立后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可以为中国检察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启发与借鉴。


白俄罗斯的司法制度深受原苏联体制和模式的影响，但在独立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进程中，各方面都处在改革完善和发展之中，检察制度也不例外。本文详细阐述了白俄罗斯检察制度以及近几年来的改革动态，以期为中国目前检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提供一个思考的侧面。
一、检察制度的演变
（一）司法改革会议上的激烈争论
由于白俄罗斯在 1991 年前是苏联主要加盟共和国之一，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实行的是苏联模式。1922 年苏联建立了新的检察机关体系，[1]其组织和活动原则，尤其是其开创的法律监督模式也成为白俄罗斯检察制度的样本。1991 年原东欧社会主体国家体制巨变，苏联解体，独立后的白俄罗斯着手在很多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二十多年来，其经济方面正在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而政治方面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立法机关为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行政机关为总统领导下的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司法机关则包括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侦查机关。在国家独立之初，白俄罗斯就如何有效地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有关司法改革草案的讨论。
1992 年 2 月 26 － 28 日，在共和国会议上讨论了工作小组起草的司法改革草案，法律专家和执法部门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2]随后，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在 1992 年 4 月颁布的法律文集中规定了几大改革的目标，如依法治国，、司法独立、民主组织原则等，以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及法律的有效实施。[3]作为与会代表之一，D．Bulakhov 认为检察机关的改革必须与这些目标相适应，并强调司法改革应成为整个国家机构总体改革的一部分。[4]另外，在这一会议上，与会代表们还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和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如 V．Karavai 建议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应成为检察官监督的对象，因为司法必须是独立的。他认为检察官不应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或针对法院作出决定，并认为侦查机构应集中在侦查委员会。[5]但 S．Borio 认为数个侦查机构并存将有助于执行能力的扩大。[6]而 V．Kondratyev 则建议检察机关应独立于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并对其它机关进行监督，但合同的执行和产品质量问题应排除在检察官的职能之外。他认为检察官应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以及向上一级法院抗诉不合法判决的权力（他认为抗诉权与司法独立是不矛盾的）[7]A．Artyushin 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检察机关在纠正不合法判决方面的作用，也认为检察机关应享有对法院判决的监督权。[8]V．Meleshko 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增加有关检察官之间互相协调方面的条款。[9]由上可知，在讨论立法草案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就如何规定检察官的权力及检察机关的职能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这种民主气氛无疑有利于检察制度的改革与进一步完善。经过这次立法草案会议的讨论，最终确立了必须对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此前的检察机关行使着不恰当的职能，导致其不能对社会生活中许多重要领域内的法律执行进行有效监督，同时还强调检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必须与其监督职能相一致。因此，最后通过的白俄罗斯《宪法》和《检察官法》都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作出了明确规定，这表明白俄罗斯的检察制度在发展中仍继承了苏联检察机关的基本模式和职能，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内容
经过立法草案会议上的充分讨论，为了确保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和统一实施，加强法治，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依法维护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合法利益，随后颁布的白俄罗斯宪法在第125 条规定：总检察长和他领导下的各级检察长、检察官享有监督法律权。最高委员会在 1993 年 10月 27 日颁布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法律文集第 2539—XII 号中也规定，作为独立机构的总检察院代表白俄罗斯对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总检察院仅向最高苏维埃负责。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法律监督权主要有：
第一，监督法律的准确、统一执行，如对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军事组织和机构、安全机关、内务部和警察部门、各种类型的商业组织、机构、政治团体、其它社会和宗教组织以及公务员和自然人等，在执行法律方面进行监督，即一般法律监督权；第二，监督犯罪的侦查活动，即对负责自侦、预审和初查工作的机关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第三，监督法院的诉讼活动，并对法院在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中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的合法性及执行进行审查监督；第四，对经过法院判决后在监狱、拘留所或其它采取强制措施的场所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由此可见，白俄罗斯检察机关所拥有的监督权是非常广泛的，不但有权监督一般机关及个人遵守执行法律的情况，而且还享有专门的监督权。由于在改革前，白俄罗斯检察机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因此，在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事实上，从渊源上来看，这是承袭了苏联的做法。由此也可证明：“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消亡了，但是它开创的法律监督模式的检察制度仍然充满活力。正如前苏联的解体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样，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消亡并没有宣告法律监督摸索的检察制度的终结。”[10]目前，法律监督权仍然是白俄罗斯检察机关所享有的基本职权和基础，[11]其它职权都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
二、检察制度的现状
（一）组织机构和检察人员
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白俄罗斯检察制度形成以后，就一直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根据白俄罗斯法律第 2539 － XII 号《白俄罗斯共和国检察院》的规定，白俄罗斯检察机关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独立机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白俄罗斯检察院按行政区划来设置，共有六个州检察院和明斯克市检察院。在组织机构上，分为三级：总检察院、州级检察院和区（市）级检察院，其中区级检察院是基层检察院，级别最低。此外，还设有专门的军事检察、交通运输检察院和环境检察院，其级别相当于州级检察院或区级检察院。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成立或撤销地方或专门检察院等重大问题，由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根据白俄罗斯总检察长的报告作出决定。
在白俄罗斯，全国共有 2308 名检察官。最高一级为总检察院（the General Prosecutor’s Office），其内设机构，除了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外，还按监督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分为数个部门，如立法监督部、审查起诉部、刑事案件与司法实践监督部等。在总检察院下面，共设置了 6 个州检察院（各州下设市或区检察院 139 个）、明斯克市检察院、交通运输检察院（下设 8 个区交通运输检察院）、军事检察院（下设 11 个军分区军事检察院）。
明斯克市检察院，其地位相当于州一级的检察院。该检察院目前有 109 名工作人员，其中 25% 为女性。在市检察院下面设 9 个区检察院。其中 Oktyabrskiy 区检察院现有工作人员 21 名，其中 15 名是检察官，每年办理 700 多件刑事案件。除区检察院外，在明斯克市郊区 Logoysk 小镇上还设有检察办公室，共有 5 名检察官，负责本地区的检察工作。
在总检察院、州检察院和明斯克市检察院以及同级别的检察院内部均设有检察委员会，其职能是讨论决定、命令和报告等，如负责检察机关工作中较为重要的、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研究较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的草案，讨论各部门领导、下级检察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总结和报告等。另外，检委会还可以召集共和国其它管理机关、监督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公务人员通报法律执行问题，并要求作出解释。
（二）检察制度的特色
近二十年来，白俄罗斯一直处在转型和过渡时期，在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也处在不断地变化完善之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和功能也得到了相应的调整与定位。从现状来看，其检察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诉讼中的职权。[12]作为刑事诉讼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白俄罗斯检察机关除了享有普遍的法律监督权外，还拥有诉讼中的职权，主要包括：
审查起诉权。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检察官法》（以下简称《检察官法》）第三章第二节第24 条第十款的规定，检察长享有公诉权，既可以批准起诉书，提交法院审理，也可以中止或终止对刑事案件的审查。在白俄罗斯，公诉案件由检察长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并出庭支持诉讼。因而，在侦查终结后，侦查员将附有起诉意见书的刑事案件移送检察长审查起诉。
案件侦查权。白俄罗斯检察机关享有侦查贪污贿赂案件的职权。总检察院内的侦查部门，通常侦查最重大的案件。所谓最重大的案件，指的是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或造成严重损失的，或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案件，但在立法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一部门的人员由该部门的领导、侦查最重大案件的资深侦查员、侦查员以及侦查犯罪专家组成。依此类推，区级检察院及同一级别的专门检察院负责侦查那些重要的案件，人员组成也基本类似。除此之外，从监督犯罪侦查活动的权力中还派生出参与任何一起案件的预审、初查的权力，包括检察长亲自或指派下属检察官对案件进行个别侦查或全面调查，有权从预审机关抽调任何一起案件，交由侦查部门处理，以及停止任何一名侦查人员的工作，或将案件委托侦查部门的领导交由其他侦查人员完成，也可以撤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侦查人员和预审人员，以及侦查部门和预审机关领导作出的不合法的指示，以保证对案件进行最全面、最客观的调查。
批准逮捕权。根据《检察官法》第 24 条规定，检察长享有批准逮捕令、通缉令以及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的权力，如批准通过邮电系统查找犯罪信息、查抄犯罪证据、监听电话和其它谈话、查验电报，以及通过技术渠道传递的信息、开棺验尸、搜查尚未缉拿归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住所、进行心理咨询、解除被告人的职务等。这一权力以及实施其它处罚行为的权限由白俄罗斯总检察长、各州检察长、明斯克市检察长、各区（市）检察长、区际检察长以及相应级别的检察长行使。
此外，为了审理案件的需要，检察长还可以要求负责自侦、预审和初查工作的机关提供文件、材料和其它有关既遂和未遂的犯罪信息，以及自侦、预审和初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时，还可以研究并处理针对预审和初查工作人员的工作及决定提出的申诉意见，也可以将案卷退回初查和预审部门，并书面说明应做哪些补充调查，等等。
参加会议权。在白俄罗斯，检察官的地位很高，作为检察官，可以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会议，而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则有权参加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及其下属机关、白俄罗斯政府、最高法院及其主席团、最高经济法院及其主席团的会议。此外，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各地区或专门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及其授权的检察长助理还有权参加国家管理机关和地方代表苏维埃委员会的集体会议。
检察长和检察官的职权。首先，检察长的职权。白俄罗斯总检察长领导所有检察机关的工作，并对各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总检察长依照法律规定发布命令、指示和指令，确定检察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条例和细则。此外，总检察长还负责确定由财政拨款的人员编制和机构设置。在总检察长以下，其它各州、明斯克市以及相同级别的检察长的职权为：负责领导相应的检察机关的工作，有权向其下属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发布命令、指令和指示。下一级的检察长，除了领导本检察机关的工作外，还有权就其所在检察机关的人员编制、干部设置问题向上级检察长提出调整意见。事实上，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一切职权，检察长都可以直接行使，如对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务人员和公民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对负责自侦、预审和初查工作的机关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对法院的决定进行监督；对监狱、看守所、法院判决的惩罚和其它执行强制措施的机关进行监督等，为履行这些职权，《检察官法》还具体规定了相应的被监督对象和监督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长可以通过提出抗诉、上报、决议、书面指示或正式命令等方式行使职权，使具体的监督能够达到实效。相关部门或人员须将抗诉审理结果、实施措施、审核结果、执行情况等书面报告检察长，如果相关人员没有执行正式警告中的要求，可按照法律程序追究其责任。[13]
检察官的职权。检察官是检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的具体执行者。根据《检察官法》第 21 条规定，检察官享有一般的监督权，即对属于监督范围内的所有法人、自然人在执行法律的统一性和准确性方面进行监督。具体包括：一是自由出入权。出于工作的需要，检察官在出示工作证后，可自由出入被监督的企事业单位，以便检查执法情况；二是要求提供文件权。对于被监督的单位，检察官可以要求提供文件，同时还可以要求单位的领导和其他公务人员提供由他们签署的命令、指令、决议、指示、必要的文件材料、统计资料等；三是要求解释权。检察官可以传唤公务人员、公民，并要求他们对违法的事由作出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可以要求公务人员、公民对其收入来源作出郑重声明；四是审查决定权。检察官可以对行政违法的公民被采取的行政拘留及相应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可以决定释放被非执行机关非法拘留的人员。检察官在行使上述职权时，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查明问题、进行技术鉴定等，如发现确实存在违法情况的，可以由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就相关单位和问题提出抗议、抗诉意见或要求，直至向法庭提起诉讼。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同时又能防止检察权被滥用，白俄罗斯法律还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如青少年、老年人和受扶养人等；不得干扰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在抗议被驳回时，检察官有权向法院提起上诉；应将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相分离；对侦查机构的活动的监督应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在检察机关设立侦查检察官（investigative prosecutors），对侦查委员会（the Investigative Committee）中的侦查员所实施的侦查犯罪活动进行调查。
由此可见，白俄罗斯检察官所拥有的职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检察官既享有审查起诉权、案件侦查权和批准逮捕权，还拥有一般的监督权，有权对属于监督范围内的所有法人、自然人在执行法律的统一性和准确性方面进行监督。为了使这一职权能够在现实中得到相应的实施，法律又进一步规定了检察官的自由出入权、要求提供文件权、解释权和审查决定权等，这些具体的权力使检察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行使法律监督权。但是，白俄罗斯的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虽然权力很大，但也不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必须依法行使。另外，对检察机关的工作，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司法监督委员会以及其它委员会可以进行监督。
第二，完善的保障制度。在白俄罗斯，要成为一名检察官，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其要求并不是最高的。通常情况下，只要是白俄罗斯公民、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具备必要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通过相关的考试和实习即可。但让人不得不说的，白俄罗斯检察官所享受的社会物质条件、法律保护和社会保护，却是世界上最为优厚的国家之一。根据《检察官法》第 40 条的规定，检察官可以享受各方面的优厚待遇。
社会物质条件。白俄罗斯检察官的工资由职务工资、级别（军衔）工资和工龄工资构成，其具体金额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委员会规定。检察官还享有独立完成公务及强化干部业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白俄罗斯检察官每年享有30 天的假期。在检察机关工作满10 年后，额外享有5 天带薪假期；满15年后，额外享有 10 天带薪假期；满 20 年后，额外享有 15 天带薪假期。在住房方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官在递交住房申请后，白俄罗斯地方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须在六个月内向其提供设备完善的独立住房。检察官家庭电话安装和学龄前儿童入托入园问题依照此申请程序解决。检察机关以国家拨给的住房基金分配住房，获得住房的检察官依照协议（合同）须在检察机关工作至少 5 年。如果检察官在此期限之前离职，除因健康状况、应征入伍、女性有八岁以下孩子、检察机关撤销或减员等原因外，应全额补偿住房建造和购买费用。依照法律规定的住房配额，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工作满 20 个自然年后，其家庭所居住的国家住房基金住房无偿成为其个人财产。如检察官因公殉职，按其生前住房分配原则和条件，其家属仍然有权获得设备完善的住房。
法律保护和社会保护。在白俄罗斯，作为国家权力执行者的检察官，不但在执行权力时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还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身安全方面的保护。《检察官法》第 44条规定，检察院必须为检察官提供个人保险，保险事项为因执行公务而发生的身故、伤害、残疾和疾病。保险程序和获保条件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作出规定。另外，有关检察官的诉讼，只有白俄罗斯总检察长或副总检察长可以提出，并依法追究检察官的行政责任。检察官有权保存、携带和使用枪支弹药。物质财产方面的资助。如果检察官在执行公务时死亡，或因受伤、身残、患病而最终导致死亡，检察机关在取消其职务后一年内向死者家庭或其扶养人发放一次性补助，金额为死者十五年生活费总额。检察官在职期间或离职后一年内因执行公务致残，检察机关向其发放一次性补助，金额按残废一类、二类或三类等级分为五年、四年半或四年生活费补助。检察官因执行公务而导致财产损失的，由国家财政预算全额补偿。检察官在执行公务时，凭证件有权免费使用市区、郊区及地方交通工具包括客运汽车和火车（出租车除外）；派出公差时，有权优先预定宾馆房间及获得乘坐交通工具的通行证件。优厚的退休待遇。检察官可以按照劳动法规定中止劳动合同，也可以根据退休条件有权自行决定退休：男性总工龄满25 年，女性总工龄满 20 年，其中从事检察官工作至少 15 年；或者，男性满 55 岁，女性满 50 岁，同时要求男性总工龄满 35 年，女性总工龄满 25 年，其中从事检察官工作至少 8 年。在白俄罗斯，检察官离休时，国家给予其依法离休时平均工资额的 60%作为养老金。如果检察官到达退休年龄后退休，养老金依照法律特殊规定，金额不少于离休时的养老金额。检察官离退休时给予 6 个月的职务工资作为退职金。职务工资包括附加津贴，根据检察官的级别确定。检察官离休后有权受聘工作，领取养老金和全额工资。另外，当检察机关撤销或减员时，检察官在从事检察工作两年以上的条件下，可获得 6 个月工资作为退职金，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获得平均工资额作为失业救济。此外，根据白俄罗斯宪法规定，总检察长的任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负责。总检察长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在任期内，只有在总检察长犯了罪，或身体状况不能胜任工作需要，或本人主动提出辞职时才有可能被免除职务。在总检察长下，设第一副总检察长一人，副总检察长若干人，他们的任免由总检察长与最高苏维埃协商决定。除总检察长外，各州、明斯克市以及相同级别的检察长的任免由总检察长负责，他们向总检察长报告工作；各区（市）检察长、区际检察长以及相同级别的检察长的任免由总检察长负责，由总检察长和上级检察长领导，并向他们报告工作。总检察长及所有下级检察长的任期为 5 年。
三、检察制度的主要改革方向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制度的生命力，也是司法改革要追求的两大目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承上启下环节的检察制度，对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也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白俄罗斯检察制度的改革也是以有助于实现这两大目标为其主要方向的：一是提高犯罪侦查的效率；二是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而这两方面的改革自然会涉及到检察机构的调整与职权的行使问题。
（一）成立统一的侦查机构
为了提高侦查犯罪的效率和质量，2011 年 9 月 12 日，白俄罗斯总统下令成立统一的侦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运作，其目的是将过去克格勃、检察院和内务部所拥有的侦查权都统一集中到侦查委员会。这一重大改革的第一步是 2011 年 7 月 3 日颁布第 283 －3 号法律文件，将侦查机构从检察院独立出来。重组后，在总检察院，侦查部门由白俄罗斯总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担任领导，其他成员为各部门的主任和副主任、侦查最重大案件的资深侦查员和侦查员、资深的侦查犯罪专家和犯罪专家以及副检察长的助手们。与此相类似，其它级别检察院的侦查部门也作了相应的整合。第二步为成立侦查委员会。侦查委员会成立后，检察机关、内务部和克格勃三大机构内的侦查员都调到侦查委员会。2011 年 11 月 10 日颁布的第 518 号总统令颁布了独立侦查委员会条例。
尽管侦查机构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但检察官所拥有的侦查权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性的变化，检察官还是跟以前一样有权启动侦查，或者将刑事案件委托给下属的侦查机构去侦查；为了监督初查和询问的合法性，检察官仍有权要求其下属的检察官或侦查机构对刑事案件进行复审；检察官也有权担任侦查小组的领导，有权撤销侦查小组中下属检察官作出的不合法决定，等等。
事实上，白俄罗斯在进行检察制度改革时，俄罗斯的改革经验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目前，在俄罗斯，检察官对侦查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仅与犯罪的侦查有关。[14]而且，检察官在监督侦查机构的活动方面，更加侧重于对侦查活动本身的公正评估，而不是预防侦查员活动出现错误，预防错误的责任已由侦查部门的领导来承担。[15]这些变化，白俄罗斯已作了借鉴。但是，从《白俄罗斯共和国刑事法典》不断修订的内容来看，白俄罗斯又正在试图逐步摆脱苏联刑事法制的影子而进一步向欧洲刑事体系靠拢，与此同时，还在不断地打造着自己国家的刑事法制特色。[16]
（二）对一般监督权的限制
在白俄罗斯近几年的检察改革中，另一重大的改革措施是对一般监督权的限制。2009 年 10 月 16日颁布的白俄罗斯总统令第 510 号规定，检察官不能对一些私人企业进行检查，如才注册两年的私人组织和企业，设立的分公司获得税号不满两年的以及总统令中提到的一些其它组织。其它企业和组织是否需要检察官的检查也视其危险程度而定，危险程度高的，可以每年检查一次，危险程度低的，可以每 5年检查一次，其目的是为了不干扰这些企业和组织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如遇特殊情况，总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可以作出突击检查的决定。另外，该总统令还进一步规定了严格的启动程序和检查程序。这些规定适用于所有的检察机关，这就意味着白俄罗斯检察官对执法活动的一般监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也有助于保护企业和组织的业务活动免受无理由的检查。这可以看作是苏联检察官监督模式对欧洲检察官监督模式的一种妥协。
尽管目前预言白俄罗斯的改革效果还为时尚早，但可以期待的是对侦查机构的执法活动监督将更加独立、也更加有效。另外，法律对检察官的一般监督的限制也有助于提高监督的合法性。因此，在白俄罗斯，其改革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二是检察官的一般监督权范围正在缩小。目前，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正在进行之中。
四、对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启迪
（一）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一个国家的法制现状，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历史自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如果你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未来。白俄罗斯目前的司法制度，无疑与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相对来说，在俄罗斯的强势阴影下，中国的学界和实务界对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尤其是它的司法制度了解得并不多。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后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但因其地处内陆，自然资源贫乏，整个社会的经济并不发达，而且这两年因通货膨胀，老百姓的生活也更加艰辛。即便如此，首都明斯克的社会治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百姓友好和善，而且检察官和法官们个个精神饱满、爱岗敬业，并颇为自己的职业而深感自豪，这自然与国家对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和对检察官的特殊优待密不可分。
尽管独立后的白俄罗斯因经济发展缓慢而国库并不殷实，但该国十分重视检察机关的建设，突出表现在检察机关的经费及物质技术保障均由国家财政预算承担。检察机关支付检察官的基本工资、交通费用和住房费用，有关专家、翻译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劳动报酬，也由国家预算支出。同时，《检察官法》还规定，地方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应当为当地检察院租用办公场所和通讯设备；检察机关的交通工具和技术设备由白俄罗斯政府集中保障，费用由国家预算担负。因此，作为国家机构之一的检察机关，各级检察长们根本无需为本单位的办案经费短缺、办公场所拥挤和技术设备落后而担忧，更无需为筹集相关的资金而绞尽脑汁、四处求助，再加上各级检察长的任命也无需经过地方官员的点头同意，因而，其检察权的行使就不必受制于地方政府和那些领导们，检察权的独立才真正有了物质上和权力上的双重保障。白俄罗斯的检察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之一，享受广泛的一般监督权，而且在实践中，运行良好，这无疑值得深思。
（二）优厚超强的物质保障
由于国家对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白俄罗斯检察官也相应地享受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超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鉴于检察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专业性和重要性，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对检察官的职务保障制度都十分重视，给检察官提供了切实的人身安全保障和丰厚的物质条件，如韩国、德国等。但条件最好的要数俄罗斯、白俄罗斯了，这自然与它们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段历史有关。在白俄罗斯，作为一名检察官，既享有高工资待遇，又享受完善的保障措施，可以说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至住房保险、小至电话出行，国家都为你安排得妥妥帖帖，眼前无生活之虑，身后无后顾之忧。无疑，检察官的福利待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职业的专业性和重要性，这也是白俄罗斯检察官在社会中享有极高的职业荣誉感和威信的关键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在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数年来快速持续发展且跃居世界第二的前提下，中国检察官的待遇则有待适当地提高，以便能增强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抗腐败免疫能力。
（三）适合国情的检察改革
由上可知，白俄罗斯对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从其国情出发渐进式进行的，而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倒塌而一下子就废除以法律监督为特色的检察制度，而是慢慢地缩小一般监督的范围以提高监督的实际效果，同时还采取机构合并的方式以提高侦查效率。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检察制度具有卓异的多样化的特色，肇因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等社会、人文因素，世界范围内几乎难以找到完全一致的检察制度，各国检察制度或貌合神离，或形殊神似，呈现五光十色、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面貌。”[17]也就是说，不但各国检察官所拥有的职权大不相同，而且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也差别甚大，如意大利的检察机关就设在审判机关内，其组织制度与审判机构的组织制度完全平行对应；[18]而英国的皇家检察总署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成立，但全国的检察机关却是按地域划分自成一体的独立机构；美国则因联邦制的原因，其检察机关的职能、机构、规模等更是五花八门、异常复杂。因此，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检察机关模式，尽管相对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要远大于仅以公诉为主要职能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但说到某一国家，究竟哪种模式甚或赋予检察机关以多大的职权才合适，这自然要视一国的具体国情及司法传统而定，同时还要遵循司法权的发展规律，需要统筹兼顾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具体到中国当前的检察制度与工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问题，首要一点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发展形态。目前，不但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凸显时期，整个世界也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显示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一超多极的格局虽未根本改变，但美国的霸权已日渐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平发展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正在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19]与之相适应，作为中国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检察制度，也必须以服务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最高宗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之路，绝不能以某一国或某一法系的检察制度模式为标准而削足适履，尤其是在刑诉法修改以后，更要真切地认识到检察机关在新时期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检察执行方式的转变，如职务犯罪侦查方式的转变、审查逮捕、公诉工作方式的转变以及诉讼监督方式的转变等；[20]与此同时，在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工作机制方面，如是否应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21]是否应设置行政公诉制度、[22]是否应建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23]等等，都应立足于目前中国的国情，充分考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独特性和司法制度的中国特色，[24]自觉遵循司法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深入调研和了解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改革和完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民事诉讼中引入诚信原则浅议

胡启凤
(湖南省芷江师范学校，湖南芷江 419100)

[摘 要]　民事诉讼法中引入诚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修正对抗制诉讼法模式的过头之处。诚信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普遍性原则，已经内化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成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指针。我国民事诉讼法不仅有必要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而且还需要规定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本文拟就民事诉讼中如何引入诚信原则阐明了笔者的观点并提出了实施措施。
[关键词]　诚信原则　民事诉讼指针　滥用诉权　 法律措施

Negotiation of good faith in common pleas
HuQi－feng
(Zhijiang Normal school of Hunan, Zhijiang Hunan 419100)
[Abstract] Introducing the good faith in the code of civil law is the purpose of amending the contradiction of civil law which over reach range .It’s the fundamentel that good faith principle has been in civil law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terred in proceeding .It’s the mayor point. of civil Iaw proceeding In our country it’s necessary to be way of the funda ment, but also to be true on ruling a series of system and rul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pleas how to import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writer clarified the viewpoint, meanwhile, being the executive measure.
[keywords]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point of common pleas Abused of the litigious right Law measure

一、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的缘由及其各国立法之异同
《庄子·渔父》中所载的“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周易·乾·文言》中所言的“修辞立其诚”，古人信奉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信”等都是指人们的言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由此认为，“诚信”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支柱性准则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将“诚信”这个道德范畴转引到法律当中，使之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从而实现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法律化”。
我国民法学研究表明，诚信原则乃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是与严正契约相对而言的，在严正契约中，当事人只须严格依契约办事即可，无须承担契约文字以外的更多的义务；而诚信契约则不同，当事人除需要依契约的文字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还需要承担该契约中未加明订的补充性义务，而这种义务是依赖当事人按诚实和善意的要求履行的。在由此所发生的诉讼中，也即诚信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职权化的调整，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抽象理念。可见，诚信原则最早发生在实体法中的合同领域，其目的不仅为当事人履行其合同义务课加额外的诚信义务，同时还据此赋予法官对实体问题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又是对立统一的。
萌发于古罗马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现代社会，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丰富，它越出债法领域，扩及到了所有的民事法律部门，以至于许多国家民法均开宗明义地将它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就确立了该原则的基本规范地位，其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此来看，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已得到完全的确立。
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前者要求当事人权利不得滥用，后者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可见，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交易道德的基础和利益平衡的结合，它具有行为准则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权能。就规范的性质而言，诚信原则对当事人乃属义务性规范，它要求当事人按诚信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法官以此对裁判结果予以具体的平衡，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就当事人而言，诚信原则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准则；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既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其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这种诉讼利益的平衡状态一旦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法官则需依诚信原则对这种扭曲了的诉讼利益关系进行矫正。
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然对当事人起行为准则的作用，而对法官起裁判规范的作用，那么，其规范的主体自然包括当事人和法官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当事人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裁判阶段，因此，实体性的诚信原则是跨领域而发挥作用的，在时序上有着严格的先后性。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则仅仅在诉讼程序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诉讼程序产生前以及诉讼程序结束后，它都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不仅如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除继续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行为关系外，还调整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此外还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的诉讼活动起调整作用。因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在规范的主体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从国外诉讼理论以及相关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一般仅及于当事人，最多涉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往往不扩及于行使审判的法院。将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扩展到法院，使之成为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个约束原则，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笔者认为，在规范主体上将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作融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法院需要借助诚信原则对诉讼利益关系作出动态的平衡，同时从司法监督机制上说，也需要利用诚信原则对法院恰当地行使审判权予以规范和制约。对当事人而言，其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仅仅限于实体法律利益，对法院而言，其违反诚信原则所损害的客体则既有实体性利益也有程序性利益。其实体性利益表现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必定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会使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其程序性利益表现在，由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而这种损害的后果依法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补救或纠正。可见，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既规范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又调整法院的民事审判行为，违反它所侵害的法律利益主要表现在实体利益，但也会间接地损害诉讼利益。例如，对当事人来说，如果一方违反诚信原则，主张了虚伪的事实并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对该事实进行了证实并由此取得了胜诉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诉讼公正直接受到损害，但同时其实体利益也遭到了间接的影响。又如，对法院而言，如果法院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了突袭性裁判，使当事人觉得此裁判结果的形成不可信赖，则法院的此种行为便损害了当事人所应当具有的诉讼结果可预测性的诉讼利益。同时，由于法院作出了突袭性裁判，当事人原本可以提供的诉讼资料或证据材料由于预测的实体结果的正确性，这又使其实体利益存在着间接受损的潜在可能。可见，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甚至是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结果不仅直接地损害了诉讼利益，而且还连带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的实现或保障。
民事主体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此时所产生的后果是实体法上的责任，如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等等；法官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上的裁量权，此时所产生的后果乃是判决被改变或撤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对法官个人的错案责任追究等等。但是违反程序法上的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复杂得多了：首先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其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则不仅能有可能导致程序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承担诉讼费用、被裁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等等，同时还会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侵权责任等等，如果情节严重，则还可能产生刑事法律上的责任，如伪证罪、妨碍司法罪等等。其次对法院而言，如果法官违反诚信原则，则可能导致因程序严重违法而被宣布审判无效，从而引起发回重审或再次审理的诉讼后果；情节严重者，也可能会因为被认定为错案而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或错案责任之追究。最后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而言，他们若违反诚信原则而实施诉讼行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会导致相关的诉讼行为被宣布为无效，如证词无效、鉴定无效或翻译无效等等；此外，对他们实施这种违反诚信的行为，法院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对他们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等，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民法中的诚信原则能否延伸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并成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大陆法国家的学者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日本学界在战后对于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是持反对态度的，其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但是，民事诉讼立法的实践为这种争论给出了答案，并划上了句号。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该法并且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我国解放前1922年《民事诉讼条例》也借鉴了此法例，规定了诚信原则：“当事人故意陈述虚伪之事实，或对他提出之事实或证据故意妄为争执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罚款。”日本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帅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同时该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大量的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内容，作为对诚信原则在具体诉讼环节上的落实和体现。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其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当事人应遵守善意原则；当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也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条规定之合作”；其第10条规定了扩大理解原则：“所有诉讼参与人均负有相互间行为恰当之义务，而律师与法官之间有以礼相待之特别义务；当事人于文书或口头陈述中不应在不必要或不合理之情况下使用侵犯他方当事人名誉或名声之言词，或使用不予有关机构应受尊重之言词。”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定诚信原则，但其第5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大诉讼义务，实际上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尤其是第一项“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理论上把它解释为“诉讼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而权利不得滥用乃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依此而言，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其他的明显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具体内容亦为数众多。由此看来，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已经在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认。
二、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确认诚信原则
前已述及，诚信原则由伦理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则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和必然产物。那么，原本作为私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能够在民事诉讼这一公法领域发挥作用呢？
第一，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要规定诚信原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或一脉相承性。马克思论断：“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具有相同的内在精神，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因为，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后一个功能是对法官而言的，不属于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因而与民事诉讼法不直接发生关联。但前一个功能直接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相关，因而与民事诉讼发生联系。如果前者不能扩及于后者，则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若在解释论上涵盖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那么，从立法的一贯性和体系性上着眼，必然要在立法上认可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这种诚信要求乃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的保障功能以及隶属性质。
第二，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诚信原则并不是在任何一种诉讼模式中都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的。就职权制模式而言，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诚信原则主要是针对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来说的，其对当事人的规制意义较为微弱。而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审判制度所要求的，是由审判法或法院组织法来规范的，因而民事诉讼法对此可以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诚信原则乃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抗制诉讼模式的预先存在是诚信原则赖以生成的逻辑前提。在对抗制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当事人的诉讼对法官的审判权具有最大限度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当事人拥有最大范围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治和当事人控制是该诉讼模式的基本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当事人在拥有充分诉讼权利的同时，其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现象。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容易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性，同时对诉讼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为了克服此种诉讼弊端，现代国家的民事诉讼都不约而同地引进了本属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结果，乃是减缓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了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例如在德国，人们已不再把民事诉讼视为当事者之间对立抗争的关系，而是将其作为协同关系来把握并使这种思想渐露头角，造成所谓债权法上概念的信义原则与诉讼发生了结合。可见，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其目的主要在于纠正当事人主义的过头之处，使诉讼程序的过分事人化倾向得到遏制。但这种遏制并非简单地向职权制模式回归，而是通过强化当事人诉讼义务的途径使当事人主义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到了这里，人类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充分地表现了其自身规律和辩证逻辑。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中的确认，所造成的结果绝不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增减，而是一个新型诉讼模式的诞生，因而，其意义乃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反映了诉讼文明在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
三、违反诚信原则，滥用起诉权。
滥用起诉权从滥用者主观状态来看有程序不同的各种表现，而不是全然一致的。具体地看，滥用起诉权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欺诈性诉讼。欺诈性诉讼是原告在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其目的是借助诉讼技能获得法院的信赖，从而得出满足其诉讼请求的胜诉判决。它既可以表现为原告针对被告恶意串通，共同实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诈欺性诉讼行为。可见，欺诈性诉讼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只不过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向作为被侵权者的相对方当事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是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来助成其侵权行为。如果将通常意义上的侵权行为看作是直接的侵权行为的话，那么，欺诈性诉讼则属于间接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单一的法律客体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别的是，欺诈性诉讼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而且还侵害了诉讼程序中所必须具备的司法权威性，司法机构的信誉和尊严受到了挑战，诉讼中应有的公正价值基础和效率价值等等都受到损害。因此，欺诈性诉讼所产生的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应受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调整，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使之产生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妨碍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应对行为实施者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同时由其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为应对此等诉讼所花费的合理费用，此外，情节严重的，对其伪证行为还应以构成伪证罪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刑法中应增加民事伪证罪的罪名。我国台湾省曾有一判例涉及到欺诈性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在该判例中，某人知其不享有该支票权利，但他竟以该支票影本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此认为，该欺诈行为是为了故意不法侵害对方的权利，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受侵害者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德、法、英、美等国均认可此种滥用司法救济的侵权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欺诈性不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后者所侵害的客体不涉及正常的司法秩序，同时诈骗行为也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实施的，对方当事人一直处在被蒙骗的心理状态，因而与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不同。但是，欺诈性诉讼不仅虚构了事实，而且还伪造了证据，这种为审判权的行为设置了客观上的障碍，审判权出现了错误行使的实际风险。这就与单纯虚构事实，法院不会认定该虚构事实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判决满足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虚构事实的目的未能达到。这种情形下所产生的后果一般不应扩及于刑事犯罪领域。可见，对欺诈性诉讼的构成来说，它不仅要有实际的诉讼行为和故意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键的还要有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客观行为，至于其诉讼标的额有多大以及能否得逞，则仅属情节问题，原则上不影响诸法律后果的形成。
2、骚扰性诉讼。骚扰性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出诉讼，以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给被告带来名誉上的损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骚扰性诉讼与欺诈性诉讼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骚扰性诉讼在心理状态上并不以追求胜诉的后果为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另一是在骚扰性诉讼中，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自己的陈述外，他并不制作虚假证据。这一点与前一点是相连的，因为原告本身并不以获得胜诉为目的。比如，原告为作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宣告作出被申请人的被告企业为破产企业的申请。该申请要得到法院的接受和认可，必须要具备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这一条件；如果不具备该一条件，法院则拒绝作出宣告被申请人破产的裁定。但虽然如此，被申请人的商誉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极大损伤，就这一点而论，申请人目的也达到了。这就是典型的骚扰性诉讼。再如，一个公司员工因不满公司经理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在该诉讼中，原告除自己的陈述外别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所控行为。这便有可能构成骚扰性诉讼。当然，不否构成骚扰性诉讼，尚需要提供证据对原告恶意诉讼的心理状态予以证明。骚扰诉讼除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外，还应将视为侵权行为追究行为者的侵权责任。
3、盲目性诉讼。所谓盲目性诉讼，又称轻率性诉讼，是指原告在起诉前不作冷静的分析和调查，便向法院提起一个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诉讼。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告所提起的都是无根据的诉讼，同时也都没有伪造证据，并且都要遭受败诉裁判。但是二者却有实质性的差异：盲目性诉讼的提起者在主观心理状态上并不存在故意使相对方遭受不当损害的目的。他之所以提起一个毫无根据之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缺乏对诉讼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比如说，原告向被告张三提起一个环境污染之诉，但实际侵权者是李四，而原告只要稍作调查便可知侵权者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对张三而言，原告向他提起的诉讼便是一个盲目性诉讼。再比如，原告要被告还款，被告提出欠款已还的抗辩，原告此时才认真核对帐目并恍然大悟，承认被告确已还款的事实。这些诉讼都属于盲目诉讼。由于原告提起盲目性诉讼都是由于事先未作合理调查而引起的，并且如果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便会避免此种诉讼的发生。因此，这里不仅需要将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乃至欺诈性诉讼等恶意诉讼区别开来，而且还要将它与其他合理败诉的情况区别开来。所谓合理败诉，就是原告在诉讼前作了合理调查，但由于客观上不具备事实理由或法律理由，或者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到了败诉判决。所以，败诉判决仅仅是盲目性诉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败诉判决这个客观结果的条件外，要构成盲目性诉讼，还需具备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具有重大的过失的心理状态这一主观性条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就规定了对轻率性诉讼的制止，它要求律师或当事人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答文书中签名确保诉讼并非轻率之举。当然，对轻率诉讼的判断也非易事。美国学者波恩教授对轻率诉讼是这样界定的：“①当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知道事实依据在客观上完全或者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所主张的法律原理对事实的实质要求，或者②当原告未经合理调查即提起诉讼，而如果其进行调查，则案件的情况将如同①中的描述”。　这一标准可供我们借鉴。
4、重复性诉讼。重复性诉讼是指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依然以同一诉讼标的向同一当事人提起诉讼。重复性诉讼是违背一事而不再理原则的诉讼行为，也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对起诉权的滥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一条规定便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肯定。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对于申请再审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诚信原则。为了限制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任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其第3条规定：“同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对同一案件只能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一次。”这一规定，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诉讼的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从而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错误救济行为纳入到诚信原则的轨道中去。同时，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当事人如果向两个以上法院同时或先后提起诉讼，则立案在后的法院不得重复立案，或者在立案后发现其他法院已先行立案的，则将案件移送到先立案的法院处理。这一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重复诉讼的出现，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另外，在涉外诉讼中，如果某个诉讼正在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那么，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诚信原则在处理涉外诉讼时的一个具体表现。
四、违背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权。
利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在表现形态上前已述及，这里再具体分析一下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1、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所谓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故意对案件事实作虚伪陈述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中的对抗或者攻击和防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案件事实的主张和陈述；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产生争议，以致诉讼成为实际可能，一个极其重要也极为常见的原因便是对纠纷事实存在着分歧性认识。比如说，原告主张被告借款尚未清偿，而被告则抗辩该借款已经清偿。这就使案件事实上的认识分歧是形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若不存在此种分歧，则纠纷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实主张上的分歧就其成因而言无非有两种：一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发生均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看作是“客观上的事实分歧”；因后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称为“主观上的事实分歧”。对于客观事实分歧，则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真相的当事人对事实所作的陈述即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可见，是否违反真实义务，其区别的界限并不在于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在客观上符合案件事实的真相，而在于作出违反事实真相陈述的当事人对此在主观上是否明知而为。因而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有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在客观上违背了事实真相；二是当事人在作出此虚假陈述的过程中持故意的心理态度。前一个构成要件说明是否违反真实义务要等到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时方能予以判断；后一个构成要件的判断则也往往需要转化为客观的标准，比如一般的情况下，普通理智的人们是否会经过了合理的调查的分析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加以判断。如果同时符合了此两个构成要件，则应当被认定为真实义务的违反。违反了真实义务，则要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如承担诉讼费用、罚款等等。当然，真实义务能否产生，则取决于特定国家民事诉讼法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否作出陈述，以及作出何种陈述，皆任其自由，而无必须符合真相之义务。既然当事人不负有真实陈述的法定义务，法院也就不能以当事人违背真实陈述之义务而对之施加诉讼上的制裁。
2、举证突袭。所谓举证突袭，指的是当事人有证据故意不在该举证的诉讼阶段举证，而等到另一个诉讼阶段或另一种诉讼阶段提供证据。比如说，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供证据却在开庭时再提供证据，或者在庭审时不提供证据而在庭审后提供证据，或者在一审中不提供证据而在二审中提供证据，甚至在二审中也不提供证据，却裁判生效后以提供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举证突袭的表现形态如何，它的构成都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有证据不在适当的诉讼阶段提供；二是主观要件，即迟延举证者在主观上存有拖延诉讼或期望突袭取胜的心理状态。显而易见，举证突袭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在立法上要予以制止的非正当现象之一。
3、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是指通过故意毁损关键性证据的方法，阻止对方完成举证行为或给对方的举证活动设置障碍的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举证妨碍的行为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另一是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这里的“证据”包括各种类型的证据，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等。各种证据都有可能成为举证妨碍的对象。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举证妨碍的实体法律后果。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序的弥补，该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规定，一方当事人所需要提供的证据处在另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中，另一方当事人便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该义务便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如果拥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则构成了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所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产生诉讼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拘留等等制裁措施，这说明举证妨碍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另一方面，举证妨碍也会产生实体法上的后果，如举证责任倒置、推定事实的成立等等。
4、其它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民事诉讼法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它们大量的诉讼权利，但是这些诉讼权利都有可能背离其本来目的而被滥用。如滥用申请回避权、滥用管辖异议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上诉权、滥用申请再审权等等。当事人滥用这些诉讼权利，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拖延诉讼的进程或者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也可能是为了给对方当事人增添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迫使对方放弃对诉讼手段的有效使用等等。显然不能让这些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达到非正当的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可以视情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该法第96条继而规定，申请保全发生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设置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行使财产保全所导致的后果予以补救。当然，对于其他诉讼权利的滥用，立法上也应当予以相应的规范和约束，从而形成一个在不同诉讼阶段或环节发挥作用的诚信机制，并将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另外现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只允许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得违背诚信原则扰乱诉讼秩序。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也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机制。
以上所述，是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主要要求所在，但如前所述，当诚信原则由民法领域发展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之后，在接受规范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外，还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案外人参与诉讼、协助诉讼的活动起调节作用，这可以视为诚信原则由私法实现公正、及时、准确地行使审判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之前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自己的内心判断和心证，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确保当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出现。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也有相应的要求，如要求证人如实作证、鉴定人如实鉴定、翻译人如实翻译、案外人依法提供协助等等。为了保证诚信原则得到真正落实和贯彻，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建立宣誓制度。宣誓制度是一种确保陈述真实的预防性制度，它既适用于当事人，也适用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诉讼参与人。同时，还要加强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制裁的法律责任制度建设，比如在刑法上增加规定民事伪证罪和藐视法庭罪的罪名，在侵权行为法上应明确规定恶意诉讼或滥用起诉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诉讼法上要完善各种类型的惩治措施，包括诉讼费用的恰当配置、强制措施的适当运用以及诉讼上的推定制度等等。此外还应当明确规定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理的程序权制，比如当事人提出诉讼的程序、法院依职权主动实施制裁的程序、违反者的补救机会及程序等等。总之，唯有在树立、强化全民诚信观念的基础上，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诚信原则方能在民事诉讼中切实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简介：胡启凤（1961－ ），男，湖南芷江人，湖南省芷江师范学校教务科副科长，讲师，从事法学方面的研究。联系电话：139730931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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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8-79页。
6、聂明根：《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8-329页。
7、[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社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75-177页。
8、汪安亚等：《民事诉讼中的诚社信义原则》，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3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