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产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
为鼓励市场竞争，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完善电信资费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电信行业协调健康发展，结合当前电信市场情况，经征求各方面意见，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国内长途电话通话费、国际长途电话及台港澳地区电话通话费、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和固定电话本地网营业区间通话费实行资费上限管理。
资费上限标准暂按现行资费标准执行。
IP电话仍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各电信企业在制定上述业务资费方案时，凡涉及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的资费方案，由各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在不高于上限标准之下自主制定，报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在具体方案执行前，各省级电信企业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执行的资费方案，由各省级电信企业报其集团公司批准同意后，再报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未经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同意的资费方案，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不予受理。
各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在批复同意下属企业的资费方案时，应将其批复意见抄报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各电信企业集团公司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信部联清[2004]204号，以下简称204号文）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电信资费的内部管理，规范下属企业的资费行为，加大对电信资费的内审内控力度，建立健全自我约束机制。
四、各省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在资费上限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加强指导监督，按照204号文的要求严格监管，对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及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各省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对于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上报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五、政府主管部门将视市场情况适时调整资费上限标准，电信企业也可以提出调整申请。国内长途电话通话费、国际长途电话及台港澳地区电话通话费、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由信息产业部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后调整。固定电话本地网营业区间通话费上限标准由各省通信管理局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调整。
以上规定自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各地电信企业要切实保障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得借机涨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该案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

徐茂生


一、案情简介
某甲驾驶农用小型货车运货，途中与骑二轮摩托的某乙交会时发生交通事故。某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所在地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验、调查，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某甲与某乙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某乙的亲属不服，向上级交警部门申请复议。上级交警部门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某甲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某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之后，交警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并对某甲采取强制措施，追究某甲的刑事责任。某甲不服，以该责任事故认定书系具体行政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二、处理意见
在本案适用何种程序上，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点，它直接起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无论是现行的司法政策，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实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优先，但均执行的是“先刑后民”、“先刑后行”一惯的做法，而不应颠倒。此案发生后，事故责任先后经过认定、复议，救助途径已经走完。因此，应当坚持以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为先的原则，对某甲的行政诉讼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无论是旧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还是新颁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都应视为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因为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交警部门根据行政法规授权而作出的责任认定，是适格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次，该责任认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意志，他不以行政相对人是否同意为要件，即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再次，责任认定的作出是以特定的人或事为前提，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最后，该责任认定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有着实际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责任认定行为具有可诉性。法院应该受理某甲的起诉。
三、评析
与“先刑后民”相类似，“先刑后行”一直是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遵循。但是，严格地说，“先刑后行”不是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先刑后民”源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当中，如果发现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中止审理民事案件，把案件移交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它是一个由司法解释来确认的，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的一个司法原则。这个司法原则在过去一直是被认可的。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惩治犯罪的司法理念，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司法背景下，把打击犯罪放在第一位的司法理念。从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实行了对于权利关系很明确的案件没有必要实行“先刑后民”。“先刑后民”只是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方式。法律原则只能是从更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出发。
在处理刑事和行政交叉的案件当中，基本的指导思想不应是有利于打击犯罪，而应是有利于正确地区分刑、行界限，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当把这样一个价值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一个社会现象交织着几种法律关系，不管是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刑事法律关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的司法原则首先是保护国家的、法人的、社会组织、还有自然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对于违法行为给予制裁。制裁本身我们把它分为三种方式，就是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的。刑事手段应该是最后一个手段，绝不能放在第一位上来进行。
因为，在复杂的争议里面，存在着几种法律关系，在财产权益还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运用公权力或者运用刑事诉讼方法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之争作一个简单的判断，甚至是当事人之间不是处在一种平等主体的关系里面，去确认一个权利争议，一方以受害人身份，同时来寻求一种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同一事件的当事人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确认和利益的分配，这本身不符合在市场环境下我们的司法原则。
行政相对人对公安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责任认定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种情况下以“先刑后行”的话，行政相对人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有可能被逮捕判刑，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诉权就被无形地剥夺了。而行政诉讼又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一个重要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在该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认有效前，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只有经过行政诉讼，确认有效，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刑事定案作为重要的证据之一，虽也经检察、法院的审查，及质证和认证的程序，但与行政诉讼的专项程序性审查是不同的）。否则，不但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同时也影响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容易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
综上，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对待此类案件应当“先行后刑”，把握住案件的质量关，尽量减少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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