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尴尬、成因及对策/韦群林

韦群林
　　

　　一、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律师执业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尴尬

　　作代表权利并充分表达权利、有效制衡权力的“社会法律监督者”， 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取代、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律师通过发挥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先知者”与“润滑剂”、经济建设的“促进者”、依法行政的“加强者”和法治建设的“完善者”等几个方面的作用，实现其“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职业使命。

　　和古代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侠客”不同的是，就其职业行为特征而言，律师所要表达的是当事人的权利，表达的前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对当事人表达自身权利行为的代理，律师表达权利、制衡权力的行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而沟通律师与当事人委托关系、构成律师代理行为合法性的文件恰恰就是当事人聘请、委托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

　　这一份份看似平常无奇律师代理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委托代理合同意味着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信赖、信任，意味着自己权利的托付以及最大的实现可能；而对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而言，特别是对于具体承办律师个人而言，委托代理合同则意味着自己职业使命的诞生，意味着众多自己从“社会法律监督者”选手中脱颖而出，有机会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可见律师代理合同不仅是连接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纽带，更是沟通律师维护法治、实现正义的职业宗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桥梁。

　　然而，令律师行业感到尴尬的是，本为当事人权利奔走呼号、本应获得当事人最大信任和尊重的律师，却频频被当事人推上法庭，充当种种案由的被告。 如认为“辩护律师未尽责”而引发的死刑犯母亲状告律师案； 因官司败诉而引发的委托人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返双倍律师费案; 因涉嫌双方代理而导致的当事人状告律师“拿着这边吃那边”案； 认为律师不履行合同义务而状告律师“收钱不辩护案”； 甚至于当事人为得到妻子不忠的证据，委托律师调查，结果律师无法取得证据，便将律师送上法庭； 以及曾一时轰动中国律师界的恒积大厦状告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的因律师事务所过错责任而被索赔2240万元案（最终上海高院终审判决建纬所应将收取的240万元悉数返还恒积大厦）。

　　这些状告律师的案例向我们展示，当事人状告律师案例早已不再新鲜，并且似有上升势头；当事人状告律师，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谨慎从事，而是不管有理无理，先告了再说；新闻界、甚至个别法官推波助澜，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司法判决、原告诉讼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上一通“办案法官对记者说……虽然败诉，但是，刘先生状告代理律师事务所一案说明百姓法律意识在日益增强，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此举对推动律师事务所更为诚信地为委托人服务有积极意义”的感慨； 重视管理、知名度大的律师事务所也难以幸免，如恒积大厦诉建纬所案就是如此。

　　从律师与当事人代理合同纠纷解决的渠道来看，除了诉诸法院以外，双方协商、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投诉而获得解决的律师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换言之，因律师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而产生的纠纷可能远比人们一般感觉的数量要多。曾经有一位资深律师戏称，如此发展下去，将来专门代理当事人状告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律师恐怕也会成为我国律师发展的一个“专业方向”，因为国外就有这样“专吃律师的律师”。

　　诚然，有权利就会有权利的碰撞，所以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一方面难以避免，即便是属于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尴尬，也往往是难以彻底避免，或者说是挥之不去；但是不断攀升的纠纷，以及这些纠纷通过正规的新闻渠道或非正规的社会传闻扩散而形成的社会对律师执业效果、能力、诚信甚至律师存在价值方面的疑惑、质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又是律师业界所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的问题。

　　因此，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寻找避免或应对纠纷的对策，应该是律师行业管理、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以及律师明智地代理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二、律师代理合同纠纷成因浅析

　　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可以从不同角度、或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多种类型划分，如从纠纷产生的阶段来看，可以划分为代理合同履行前、履行中和履行后纠纷；从引起纠纷的过错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过错、当事人过错、混合过错以及无过错纠纷；从投诉动因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启动以及当事人启动的纠纷两大类型，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张权利型、报复型、迁怒误解型、追求轰动效应型纠纷。下面就最后类型的划分展开讨论，以便弄清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律师启动的纠纷

　　一般来说，当事人所要求律师代理活动的不合法、提供证据材料虚假、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或律师办案所需其他合理费用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律师启动合同纠纷协商、调解等纠纷解决程序，要求支付费用或解除合同（或者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达成合意而订立合同），纠纷也极有可能无须诉诸法院即告解决。

　　真正让律师耿耿于怀而非将当事人推上法庭不可的，往往是当事人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而引起的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出于律师职业谨慎考虑，此类纠纷见诸新闻报道的并不在多数，或者虽然报道，可能是人们对于各种赖债行为，包括赖律师费在内，早已“波澜不惊”之故，于是按“狗咬人不是新闻”的行业文化，记者们往往也无太大兴趣对律师起诉当事人的案例进行太多热情洋溢的报道。

　　（二）当事人启动的纠纷

　　通常当事人比律师更容易启动代理合同纠纷处理程序，特别是非诉解决程序，如到事务所投诉承办律师、到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就通过诉讼程序起诉律师（事务所）而言，下列原因都可能成为诱发起诉的动因：

　　1、主张权利

　　总体上说，律师（通过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不排除个别律师（甚至非律师）借律师代理合同，收取律师费后不履行代理职责。包括（1）因繁忙、懈怠或漠视当事人权利等缘故而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代理义务；（2）因业务水平局限或判断失误、行为不慎而错误地履行代理义务；（3）误导当事人对可主张权利数额的期望，致使当事人陷入在法律必然败诉的诉讼，导致诉讼费、律师费等方面的损失；（4）错过上诉期、诉讼时效，导致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严重下降或丧失；（5）承办律师身份存在问题，如以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充当律师；以其他非律师人员冒充律师；或者以一般资历的律师充当合同明确约定、当事人指名的资深律师；（6）丢失重要证据或全部案卷；（7）其他因律师违法、违约或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形。

　　2、报复

　　如果说律师的过失违约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通过正常合法渠道解决代理合同纠纷的话，那么律师的故意违约行为则极有可能遭致当事人的愤恨，引来不同渠道的报复，诉诸法院可能是最文明、最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做法了。主要原因表现为：（1）律师标榜某种特殊身份或承诺作为普通律师所不可能达到的办案效果，但订立合同、收取费用后当事人发现上当；（2）律师违反约定或法定的保密义务，或者违背社会一般公认的诚信水准，漠视甚至出卖当事人的利益。

　　如某律师事务所在担任某建筑企业法律顾问期间，获得当事人的一些业务资料。后在该所律师代理的其他案件中，利用这些业务资料作为证据，导致该建筑企业及关联企业利益严重受损，从而导致顾问合同履行后的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纠纷。尽管律师事务所也进行了一些法律形式上的辩解，但当事人认为律师诚信低下，事发后态度还十分恶劣，于是采取了当着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面打事务所主任耳光、以粪便涂事务所主任家门等过激手段对律师（事务所）进行非法报复，事务所主任之妻受刺激住进精神病院，一时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

　　3、误解及迁怒

　　细心观察一下委托人订立代理合同时的表现，不难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即不少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并没有认认真真研读代理合同文本即签字盖章；而律师方面在谈论所托具体法律事务办理构想以及吸引当事人达成合同方面表现积极的同时，对律师代理特点（如律师交付的只是符合勤勉谨慎的代理行为，而不是当事人期望的有利代理结果）、法律事务承办风险（由于形成裁判结果的因素复杂，我国诉讼可预测性极差，律师根本无法保证当事人最终获得的就是依法应获得的诉讼结果）、委托期限（究竟是一审、二审还是执行阶段）等等问题缺乏真正深入的告知与释明，造成当事人对代理合同的误解与误读，从而导致不必要的代理合同纠纷。
房屋“征收”与房屋“拆迁”不可混为一谈


摘要：“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与“征收房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征收房屋”与 “房屋拆迁”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理解“征收”的概念和“拆迁”的概念，可以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和和工作上的失误。国家有关机关应尽快制订征收房屋的法律及配套行政法规，对征收事由、征收权限、征收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既防止地方滥用、乱用、错用房屋征收权，侵害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又切实保障特殊情况时，国家对房屋征收权的行使，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节约国家立法资源，由国家制订《房屋征收与拆迁法》，未偿不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征收土地），或者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收回土地），往往会涉及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处理，那么，在“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时，对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处理是适用“征收房屋”，还是适用其他法律关系？
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征收土地”与“征收房屋”是两个并列的征收行为，是两个并列的法律关系，因此，征收土地涉及房屋的，政府应当分别作出“征收土地”和“征收房屋”两个征收决定。由此推论，收回土地涉及房屋的，政府应当分别作出“收回土地”和“征收房屋”两个决定。有人据此提出，国务院制订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以及地方制订的房屋拆迁条例，应修改为征收房屋条例。
“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与“征收房屋”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征收房屋”与 “房屋拆迁”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正确理解“征收”的概念和“拆迁”的概念，可以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和和工作上的失误。
“征收”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特指国家改变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所有权。如征收土地是指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改变为国家所有；征收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则是指将单位、个人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改变为国家所有。
“拆迁”是一种民事关系，是指为了新的建设需要，在国家作出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决定后，由有关单位对原房屋所有人依法给予补偿安置，并拆除原有房屋。“拆”者拆除也，“迁”者搬迁也。因此，原房屋是“灭失”，原房屋的所有权也是“灭失”而不是“改变”，即使依法需要保留的部分建筑，虽然是所有权的“改变”，但并非是将所有权“改变”为国家所有，故不符合“征收房屋”的概念。
笔者认为，“征收房屋”这一法律关系不能滥用，更不能乱用、错用。“征收房屋”只适用国家为了特殊原因，需要将单位、个人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改变为国家所有的情况。“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新的建设，对该土地上的原有房屋，一般是予以拆除。因此，“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涉及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处理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而不是“征收房屋”法律关系。切不可将房屋“拆迁”与房屋“征收”混为一谈。
“征收房屋”是《物权法》确立的一种法律关系，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调整对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对“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已作出规定，即“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征收事由、征收权限、征收程序等，只能由行政法律来规定。在此也建议国家有关机关尽快制订征收房屋的法律及配套行政法规，一是防止地方滥用、乱用、错用房屋征收权，侵害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切实保障特殊情况时，国家对房屋征收权的行使，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节约国家立法资源，由国家制订《房屋征收与拆迁法》，未偿不可。

　　曲宇辉
2007年6月29日